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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名山论坛东南西北中【走四方 】 → [转帖]“福州:风短雨长的故乡”系列之四:中产阶级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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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福州:风短雨长的故乡”系列之四:中产阶级的风光
苏小玲:庞大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他们是社会强劲的润滑剂、防护层、保健品,也是一道令人不易寂寞的、流动不断的生存风景。

【编者按】本文为“福州,风短雨长的故乡”系列第四篇。

沉睡的城市公民

夜深人静,沉浸在远近历史的思索空间。我在想,一个独立的、不与任何正统勾兑的思路,这样的折腾不知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当然不重要,它最终只属于一个人的思想或精神史。我不是历史专家、亦非文化学者,却无奈也被绑在一架历史文化的马车上崎岖颠簸。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构成并书写这个历史,参与赞美或批评这个历史。并且,这与所谓官方的史记权利也是平等的。窗外正下着小雨,树叶的嘀嗒声如同音乐入耳。我喝着妻留下的咖啡,眼里的夜色也流露出几分香醇。

福州拥有五区八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与事故。那些离海最近的,某种快乐与忧伤就会拉扯得更远些,比如长乐和福清。前者的梦更多进入了美国,而后者稍近一点,是已在那边做梦的日本。可有一点相似,就是那里的人都以惊人的冒险精神干一件事:偷渡。这对福州五区内的闽都人自然不敢想象。据说他们几乎都留下来了,做自己的营生,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也不太相信那些谣言:纽约或东京的月亮真会比福州的圆?

但是,那些跑到海外的福州城区外围的福州人,却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扩大了自己的移民队伍,而且名声也越来越大。有一年我到日本采访,三菱株式会社的一位专务请我在东京的“中国料理”用餐。老板大嗓门的福建普通话,一开腔便让我有了亲熟感,一问才确认他是福州福清人!他也很高兴地说道起自己的冒险家经历,并且挺自豪地告诉我:“我们福清人在逆(日)本”那可不能小看!在美国的波士顿城,一个长乐人就在哈佛大学边上开着餐馆。我与老板和老板娘搭讪,脸上也有关不住的愉悦。他们尽量压低声音说话,不像在东京遇到的那副惬意张扬。这是一种低调、收敛或被同化的涵养?

只要上网查,就会看到不少这样的帖子:“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日本怕福清,英国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这种纯属夸张的民间想象或叫意淫,却倒也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在不长的百来年历史中,大胆或有志的福州人用脚投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票。然而,身居海外,他们也依然热爱着这片故土,并不断支持着家乡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按经济学的说法,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群外汇储备创造者!

福州
“福州,风短雨长的故乡”系列之二:无可替代的严复
苏小玲:从这里走出的严复和更多文化先辈,似乎没有为福州留下影响行为的精神指针,像许多二三线城市一样,公共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个稀缺的群体。

凭实说,因为有了庞大的外围人口的移民,城中心的人们也悄悄地收藏着一份不易外露的底气。或许,即便第一次遇见所谓的“洋人”,他们也会以民族的自豪感给出一种不卑不亢。更何况,在那个曾经无比荒凉的仓山区,也早已挤满了因为对东方中国的好奇、探险、商务、投资、寻宝、办学、设教堂而前来驻扎的西洋人。20世纪初始,就有英、法、美、德、俄、日、荷等十多个国家在此设立了福州领事馆或代办处。仓山至今还保留着一群风格多样、造型美观的近代建筑。

仓山也曾经如此多娇,令许多后来的福州人有了可观赏的名胜古迹,有了可驻足的独特风景。而一个法国人也曾参与了这种历史记忆的原创,他就是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外交官保罗・克洛岱尔。1900年10月,八国联军正在北京扫荡圆明园,而克洛岱尔却从马赛启程跑到了仓山,当起了法国政府驻福州领事馆的领事来。这位天性浪漫的诗人,干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不是他的领事公务,而是起始于这里烟台山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四个月的风花雪月,最终演绎成一出旷日持久的精神悲剧。而他的情人,是在仓山落脚的波兰与苏格兰的混血儿美女——罗茜。当然,罗茜在仓山也有自己更多的故事。

今天的福州之所以还保留着他的纪念故居,是因克洛岱尔依然属于自己的辉煌。他以在仓山积累的素材写就的一部《认识东方》,成为法国人最早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这位后来法国的多国驻外大使、日后成为法兰西院士的诗人,还是伟大的雕塑家、《思想者》作者罗丹的亲戚,也是伟大的作家、《约翰•克里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的朋友。只不过,中国对此没有更多的反应,而他克洛岱尔给福州或仓山留下的只是飘荡一处的、欧洲人的文化生活气息而已。

图:福州仓山老照片

在我个人的感觉中,福州最有文化气息的也是仓山,虽然历史上它是先以丰富的“米仓”和“盐仓”出的名。这里有福州最出色的院校。据说“福建师范大学”,也是前清“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延续下来的,但能影响中国教育的大师却也寥寥无几,叶圣陶大概算一个。我的第一故乡霞浦的老乡黄寿祺先生,也曾在此担任过副校长一职,他是中国知名的易学家。只是,周易的那种"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神秘说法,对一般外行而言,解读起来难度非常,不宜推广。

在我到福州之前,这所百年老校发生了一件事:一位教授,因在课堂实话实说,或许还出于某种责任与良知,大概因哪位无知学生的告密,竟然被叫停下课受到处理。学生即使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也是可以当面交流探讨的;学校认为这位教授超出了教学的范围,也是可以进行劝诫的。如何可以如此粗暴的方式,使其成为令人尴尬的教育现象?再说,大学不应成为政治正确的说教舞台,恰恰相反,它应该成为培养认知“政治可能不正确”能力的启蒙之地。即便有不一的思想观点,应允许进行讨论、商榷,理出是非。

大学生需要具备独立思考与辨别能力,走进社会才能应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他们更不应该是提线下的木偶,而应是新时代新生活的思想活跃的探索者。当年民国的北大,不就是因不同学说异彩纷呈、各种学术你来我往,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君主主义者同台亮相,才有了胡适、陈独秀、辜鸿铭的多奇斗艳,才有名震中外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北大精神吗?在我看来,若如此气氛再扩大渲染开来,则恐仓山难免不起沧桑矣!

以前,我最经常出没的就是鼓楼区了。这是现在福州城市的中心地段。显然,这里的鼓楼不像南京或北京,更不同于作为十四朝古都的西安,它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大概是因为以往那些入城或守城的人们不善于维护楼城、不爱惜文化的遗址。八一七路像一条中轴线,从北向南穿起一串今古相间的高低建筑。这中间的东街口最是人头攒动的繁华。当然,鼓楼今天的最美之处,应该是屏蔽了嘈杂的西湖夜色。我几次在此一条栈道上散步,湖边四周彩灯烁烁,湖面的倒影也是一片波光粼粼、赏心悦目。

当然,还有那个叫“台江”的城南区域。以前感觉人们将福州最落后的形象描述都搬给了台江人:赤裸着身子,吧嗒着拖鞋,飞吐着浓痰以及刁男斗殴、泼妇骂街,简直一个言行不堪、市井无赖的集中所在。这是一种被夸张的误解。这里大概是福州最早的交易场所,而商家的地位也远不如今天。那被改造的江景与建筑的呼应、新区四面开阔的视野,证明台江已今非昔比。据说已在开发的“上下杭”街区遗址,欲建构和展现一种属于福州商业经济的历史繁荣。如此,是要让游客有超越三坊七巷的另一种文化与政治的想象?

与我20多年前居住时脏乱差相比,福州这个城市的清新早已叫人刮目相看。那年东街口天桥的拆除,似乎昭示着一个城市命运的转折。如今新增的街道不少,虽并不宽敞,但卫生、整洁、有序,绿化非常普遍。公园四见,据说还有几条十分叫绝的休闲加运动的木栈道。一条投入运行的一号线地铁,和地上那无处不通的公交相互支持,也给人们以极大的出行便利。谁都知道,福州空气质量已名列全国前茅。从硬件看,福州已经很美、很宜居了,这应该得益于近些年中国各地政府为竞争“文明城市”称号的结果。

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城市最基本的文明意识被唤醒,源于一条“生命之河”变成了“生病之河”。福州内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水清澈,能淘米、洗菜,曾是福州的一张美丽名片”。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市民的不良习性,使它备受污染,腐臭难耐、形象不堪竟然形成漫长的世纪跨越。而这个城市的居民也居然能够顺其自然、捂鼻而居。此刻想起厦门2007年海沧半岛计划的PX项目事件。那次政协委员和市民们成功的示威抗议,体现了闽南人可贵的个人权利觉醒。其实,如果福州人也早点获得一种公民意识,何至于承受污浊泛滥近40年之久?

抛开那些沉重的背负,我倒觉得福州这个城市也足够有形有色。除了那些种类繁多,由工艺派生的器物文化琳琅满目,那绘画的成品也是异常丰富。山水花鸟、远近虚实,在抽象与具象之间,都在点缀着这个不完全甘于寂寞的城市。当然,灯红酒绿也是福州的一大特色。甚至,对情色开放的大胆想象与尝试,也是抵达到了一种冒险的人性边角。作家郁达夫当年之所以喜欢福州,或许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能够在此“颂闽江、扬西湖、赏美女、赞美食”。在抗日中忙里偷闲,在正事中料些私活,或许也影响了今天这里的一些文人?

当然,对文明的认知更需要翻开人与社会的里子。如同某个人,只要有钱,外表随时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只要有权,则也可以吆三喝四狐假虎威。但要其自然呈现一种气质高雅、识得大体、仁爱待人的状态来,没有素质那自然是瞎掰!我在这些天的聊天交流中,从不同角度汇聚的信息里,感觉福州的文化表现的确有些让人沮丧。理由是,现代文明在这里,已被日益简陋而广泛地解读成麻将操手、广场舞步,茶居酒楼、山风海景,抬首望权、低头啄利等等为主流的生活方式。

这个城市,也毫无疑问地有一大批有想法而又憋屈的人群。他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制约,只能在一种“家天下”的传统体制作用下,被动地接受一份职业的“奴役”,老板就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主子”。即便原本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因为文明贬值与文化变味的缘故,让上下级彼此间蜕变成某种人身的依附,使个人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连人格都不得健全。一句话,在权力与金钱的淫威之下,许多人成了苦哈哈的新历史的“包身工”,使现代公民的身份意识消失于萌芽起始中。

被改造的三坊七巷,除了无孔不入的商业对故居文化的勾兑、穿梭不息的内外游客对烟茶酒水的消费,你看不出这个历史的旧地,曾经间歇地承载过贵族的家国天下、理想豪情,呈现过王胄的魂系苍生、叛逆进取。也许可以完全不管那些故人的是是非非,关键是,据说这里的神灵都不灵了!自打寺庙有了世俗级别,住持与和尚多少也荒了心田。这使原本信仰就脆弱的宗教可能“入俗随俗”而心有旁笃。佛教本讲“因果”之缘。如此,信众何以从容皈依?

只要不妨碍他人的生活、不违社会法条,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一点,正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亮点之一。只是,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她可以持续文明未来的鲜明坐标。如同一个企业、政府,若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维系,最终一定会失去服务员工与效力社会的功能。而城市的精气神,却需要善于对前继承、对后维护与对现实创新的责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大到整个民族、社会、国家,小到每个社区、家庭和个人。

我担心,眼下的社会风气变化微妙,真实的人文性情正在衰减。似乎人人都在进入一场有始无终的假面舞会,说真话越来越少,道谎言越来越圆。更多福州人本来就因袭传统性格,和尚打坐自顾自的。在公共的社会生活空间,即便长出多高多密的荒草都无人料理,大抵是因为那里有某种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未觉这种风险也来自一份自身的社会冷漠症。如此,大家若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未来,你还能再进行一种好的且安全的自由选择吗?

钢丝上的企业家

从实说,我原来就一直不太喜欢与商人打交道,除了缘于所谓的“铜臭味”,还因为从骨子里不信任中国商人对社会的主观真诚。这不是人本身的问题,大概是职业的属性问题。而这属性的背后,是人们无法掌控的一个半原始的初级社会文化形态。那些从旧母体的胎盘里生产出来的人们,身上烙着难看不一的胎记,又何止只是商人和企业家呢?正因观念如此,我便非常小心个人的职业属性,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或是官吏,因为担心身上意志力与免疫力的不足,将引发人生的一种悲剧。

1999年,我因参与一项由高层主导的全国性品牌培育活动,在中国各地走动,改变了自己对企业家的某种认识。虽然我依然对他们保持着某种警觉或是偏见,却也认识到了他们之于社会的重要性,继而开始关注他们的价值、事业与命运。如果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来描述,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就是一部苦难史。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的都市或乡镇小规模企业都容易在折腾的半路上夭折。而企业主们的身上从来都背负着几座大山,一座是看得到的员工,另一座是看不见的市场,再一座就是摸不着的政府。

法治是温柔或体贴的政治。社会没有法治,良知也会容易失去价值。“文革”、“反右”“土改”的人间惨剧,被滥杀、误杀的无辜生命,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一种难以阻止的社会野蛮。即使是在人人都习惯于安分守己、并有市民自觉抵制文革的福州城,也没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但我眼下要说的,是与现代资本积累相关的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生长的法治环境。就福州这个城市而言,从来都期待着强有力的肌体供血,而这一供血者,正是“身心强壮”、不被污染的企业及其企业家们。

我曾经接触过的福州的民营企业和企业主中,能给我感觉特色舒畅的并不多见。在一个艰难转型中的社会,各种矛盾的冲撞也算自然。可是,为了挣得财富,企业要涉及经营、金融、贷款、交易、税收等诸多实操环节,市场的风险、政策的风险乃至法律的风险都得一一承当。而这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法治不健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最大风险,在于金融的无序与官员的腐败。

福州一位负责着几万企业家协作事务的董事长告诉我,每年由政府确立的工程项目是一块巨大的肥肉,只要能挤入分得一杯羹,那利润的可观叫人垂涎三尺!他的企业行为就是向政府,或向承包政府项目的国企老大削尖脑袋要资源。我估计这样的经营渠道实在太险要,因为在众多都深谙潜规则的人们中,谁会给你按公平原则进行切割分配?都是吃土方石方、建桥造路这口工程饭的。就是分包,也可能抢得头破血流。故此,即便“投标”,其捷径也可能选择关系行贿。一场沾着非法或犯罪的风险经营,不啻是人生的一种赌博。

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说:“人类过去500年最重要的思想进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到,在政府工作的人,不论是国王、皇帝还是部长,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是自利的。”这种说法显然理由充分。这种“自利”的本能,如同基督教的“原罪”一样,需要每一人对自我有问题预设与过错预警。特别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个人财富积累的发展中社会,像防贼似地提防各种不恰当的权力与私欲,就成为一项法律加道德的功课。

诸多因制度缺陷导致的官商勾结,损害了这个社会正常的经济肌体。最后,是官员和企业家都成了病人、成了疯子、成了罪犯。掌权者对财富的过分惦记,自然不能产生行为自律;而更为强烈的物欲冲动的企业主,必然要对政府的软肋加以进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利益互动,也是一种人类对财富的占有本能。从福州发生的经济案件来观察,其中多少也透着那些急于求成的企业家的无奈。权力部门对某种重要资源的垄断,加上计划经济的杠杆依然,当僧多粥少,钱权交易便水到渠成。

知名律师、法律学者陈有西先生曾写过一篇很见血的文章:《企业家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这个醒目的标题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自由经济学家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的联想。他曾经为我准备了一系列给企业们准备的讲座课程,其中有大量篇幅有关企业家们该如何防范他们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创业者们最容易掉入的犯罪“陷阱”,是腐败官员们利用公权力的敲诈勒索。当然,那些将企业正常的经营失误解读为故意的经济违法,也使得没有法治庇护的企业家们常常处于险象环生的尴尬处境。

的确,如果没有自觉的法治精神的观照,连法律本身都可能变味。刚被舆论热导关注的顾雏军案,是一个政策或法律可能发生乌龙的典型。它关系着企业家的正当权益,涉及企业家个人的资产安全。说白了,就是一个经济的社会个体,有无拥有财富的充分自由。我和我的公共知识分子朋友们也介入了最直接的跟踪或评论。这关联到一个社会能不能学会尊重财富的创造者,善待生财有道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如果事与愿违,那么社会也同样不可能善待每一个需要安全生活的公民,虽然,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拥有宪法上载明的受保护权。

所谓“原始积累”的“原罪”,不应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们难以摆脱的资本恶梦。如何变得敞亮,似乎是所有人都得关心的问题。我接触过包括闽籍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他们的困惑有多种,除了对现实中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最要紧的是不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亲疏关系,尤其是民营企业。但让自己真去学厚黑学、去用潜规则,恐怕最后也会弄巧成拙。那些所谓已成功的非公企业家中,有不少是美梦和恶梦交替呈现的。在一个初始的积累时期,有几个不是玩着过山车,经历险山恶水、心乱如捣闯关过来的?

走在一条钢丝上,企业家就容易成为一个随时坠落的出场演员。当法治不能构成有力的环境,就极难让众多现代企业家顺利成长。而这种欠缺,更多时候则表现在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以及没有法治约束的市场恶性竞争上。关于前者,更早进入资本社会的西方思想家们心明眼亮,将国家或政府比喻成一只“利维坦”怪兽。而英国人洛克早在其《政府论》中,就警惕政府可能为所欲为的不正当权力,提出了建立“有限政府”、预防公权力对社会或公众的伤害。这一点,已引发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府本身一定的反思。

2017年,北京一位法学教授出版了非常精彩的专著《训话利维坦》,我遵嘱对此作了推荐并加评论:“也许不能完全将责任推给我们的公务人员。当我们的制度建构从本质上抛弃了现代文明的属性,并对政府可能产生的罪恶惯性及其胡作非为不进行预先进行明确而有效的防范,那么,那些为人类良知们早已发现或警觉的公权力过份与过失,就将演变成一幕幕自觉或不自觉的野蛮的国家机器行为,成为统治的一种延伸的可怕张力”。虽然这种理论层面的后果预设有些令人不适,但追求廉政善治的官员却能理会它的忠言逆耳。

所以,当人们再回头看,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不管多少,这里都曾一度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腐败气息。舆论中不断发酵的“原罪”之说,也正是许多辛苦创业、又无法躲闪权力助推的企业家们的命运之殇。好在,国人都学会在自己的故土上反省这样的腐朽败局。“依法治国”,成为一个古老社会的崭新共识。改革开放已40年,尽管福州底气不足,却也在极力地挖掘新旧资本主义的潜在红利,虽一步三望,谨小慎微。

经济是一个城市和社会的命脉,忽略它就是在忽略人类最一般的生存逻辑。在福州的地界上,或许正常健康的经济力量正在成为主流。并且,这几年福州的民营经济,毕竟还是大踏步向前了,虽不时地遭遇“国进民退”的或明或暗的阻力。2015年夏天,我应一商会的邀请,带着两位朋友到福州。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承担了这里旨在突围瓶颈的企业论坛。在现场,我看到了富有活力的年轻的福州创业者。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对合作共赢的观念已经超出了地域性眼光。问题和思考、怀疑与自信,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在这些正颠簸在路上的年轻企业主身上,我只感觉出对投融资的饥渴,而看不到脚踏实地开拓实业的意愿。这种决绝于实体经济的急功近利,或许与整个大环境对获利坚挺的房地产、时髦轻巧的互联网的情有独钟不无关联。我以为,即便是再强势的房地产和虚拟经济,也难以培育出庞大而像样的中产阶层。而这点,却决定着一个现代城市乃至社会的华贵生命是否成型!像对中产阶级一样,我对中国民间企业家也有种强烈的期待。毫无疑义,后者是前者获得殷实成长的基石之一。

而我,能够看见的商家业主们,通常自戴一顶并不怎么合适的“企业家”高帽,而具有现代特质的并不太多。这些人中,读过清华、北大、长江等各类MBA或EMBA的也不少,但即便成事的、赚到大钱或可以四处站台的,你也很难看出他们有几多经得起推敲的企业家精神。这大概是环境决定的宿命。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福州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有一个不被各方待见的“野孩子”的长大过程,只有当混出点“人样”时,社会以及政府才开始接纳他们。而为了自尊和继续,他们不会让外人看到他们掉在某个角落的那一串串眼泪。

这是一种相当煎熬的财富追逐的历程。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才真正可以体会什么叫适者生存,甚至更残酷的“优汰劣胜”——在国有企业的绝对的“霸主”地位面前。如此,太容易将他们的性格扭曲成变态。当然,依靠特殊意志、闯关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不可视而不见。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可以相互借鉴、彼此支持的群体。其造创的财富,不论作为物质世界的贡献者,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纳税人,都理应获得恰如其分的尊敬。今天,我又看到了最新的《2018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曹德旺等数位福州籍的企业家也正赫然其中!

诚然,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一直是他们成长和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如果不自我警惕,就可能自掘坟墓,毁掉所有艰辛换来的大小基业。我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贾跃亭的中国软环境》一文,对中国的企业家现象做了如此评论:“贾氏身上的确有一种接近企业家的特质——特别能冒险,但他对行业的非理性意淫式的颠覆狂想,他与股东、股民及社会金融体之间的缺乏契约,让乐视好像一支开在‘不好的市场经济’土壤中的畸形的花朵。”而福州作为行政权力集中、政府资源优越的省会城市,为那些利欲熏心、强取豪夺的晦暗商人,也提供了可以额外趁机的空间。如此,只要官员贪婪,自然就少不了开出经济社会的“恶之花”。

期待中产阶级的风光

1970年代中期,出差的母亲曾带着我第一次到省城。山道弯弯,甲壳虫般的客车,艰苦地在路上长途爬行。天擦黑了,才到达福州北峰的山顶。眼底下,一片灯光照彻出的开阔的城市夜景令人心潮澎湃!我们黑夜入城,并住进了南门兜灯光昏暗的“聚兰旅社”。可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死了一个母亲的同事——那个可怜的脑溢血叔叔!但遇上这种初来乍到的凶险,并没能阻止我让母亲带去看动物园的决心。几天后,我在动物面前兴奋不已!

奇珍异兽很让我少见多怪。花草树木、假山真洞,动物们逛山戏水又吃又喝的。老虎、猴子、熊猫、长劲鹿、孔雀们被游客争相围观着、逗乐着。它们那种睡眼惺忪、无忧无虑,那副没心没肺、怡然自得,实在有种幸福安居的状态。我感觉它们比得过小县城里的所有快乐。一个无知少年啊,他根本就不知其实动物也会有针扎和痛苦。而我还在想象着,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在这省城里扎下来过日子,那该有多好。我可以随时来观赏动物,与它们分享快活!从此,我开始向往大城市。

如今,美好的动物庄园早已成为我的另一种可怕的记忆。每当我想到这,一种莫名的羞愧就会油然而生。我渐渐地发现,许多人们生存中的举动、语言、神态以及在面临人类基本是非与常识上的极其混乱,真的是在以原始、低级的形态频繁呈现着,因为停滞了作为人的精神前行的步伐,近像一只满足于园子里遍地食物,动作单调、表情木讷、无法言语而只供人们逗乐的熊猫、猴子,麻木于人类的高级审美,做出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某年我的一篇新年献词的标题正是《我们要努力走出动物庄园》。这是对缺失一种人类尊严的忧虑与提示。知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曾有过严重的顾虑:因缺失正常的现代性教育,种族的行为面临退化的危险!

现在,我只要说起城市的“橄榄型”,思考中总带起亢奋。这种以中产阶级为成熟条件的社会与城市,至今依然令人神往。这个现代社会的模型,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共同探索,并由社会本身的客观认可而逐步发展形成的。两头小,中间大,意味着极富极贫的人群只占少数,而绝大多数人都是拥有舒适健康生活的能力、衣食无忧精神放松地居身其间的中产阶层。他们对稳定的生活、文明的环境、社会的颜面等等都有很顾及的一面,因为还有知识和情调,便给一个社会带来整体的安全与优越感。

这种社会形态,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我所走动过的悉尼、东京、纽约等城市,或许还有特区香港,可以说,不管你在街头、广场,在商场、游乐场,或在居室、办公室,在艺术馆、教堂,等等,你的目光所及,无不照射着一种富有现代生活情调的中产阶级的风光。而此种风光,在我们的国度,似乎只有北、上、广、深有一些些迹象和感觉,但也只具备其外在的躯壳,而缺少内在的血肉与灵魂。其它地方和城市更不明显。或者说,中国就根本没有形成这样的橄榄型,超过0.4这条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多年以来也并未得到有效地改观。

倘若中产阶级成型地存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也就自然获得呈现。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显然还相当遥远。在故乡的福州,关心中产阶级的人并不多,对这样话题的公共讨论也相对少得多。并且我知道,“中产阶级”这个名词被作为政治概念或动词,似乎还是不太顺畅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小心翼翼地使用“中产阶层”。这样的意识或社会心理的不断暗示,显然也会影响人们对现代进程的误读。一个常识变成了一种禁区里的神秘。

所谓中产阶级,也是社会的一部巨大的环境“稳压器”。他们会平缓地消耗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大功率电流,使它不至于发生突然或频繁地跳闸、停电现象。而这些构成中产的成员,当然首先是一个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中产阶级知书达理,计较公平正义。他们知道如何拿捏好自己的社会身份,做一个规矩的生存者;也知道怎样对不同地位的人们提出恰如其分的要求,这是在为自己也同时为别人着想。中产阶级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理想,并且还能用无师自通的理性之力,纠正自己可能的非分幻觉。

在福州,我所认识的多数朋友和熟人,基本上都有车有房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的低工薪,完全达不到一个城市小中产的水平,尽管中国的一些专家将“中产”的标准降到可以让许多人够得着的标准。多数人尽管看上去很体面,可实际上离贫穷阶层只是一步之遥。他们并没有多少抵抗人生各种意外风险的能力,包括那些在政府里端着铁饭碗的人们。我发现,这些有可能向未来中产转化的人群,也并不怎样特别羡慕或嫉妒那些腰缠数千万上亿的尖端富人,也并不特别轻视那些只拥有自行车或公租房的人群。这就是素质,未来中产阶层的文化素质!

只是非常可惜,没多少人希望与我持续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需要壮大的意识对他们,对这个城市,对整个社会都是很有裨益的思想律动。或许他们会认为,要到达这一步,应该是下个世纪的事情了,现在说只是白费口舌或痴人说梦。这一点,深圳人似乎不这么想。那边的人深深尝到了完成初始积累的快感。他们会整块整块地期待在中产阶级的模板中被栽培、被复制。我的一位刚到那里打工的年轻朋友,大学毕业不过两年,却信心满满地从零开始,并不无安慰地告诉我这个城府不浅的中年人:老师,我很快就会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您放心!她似乎发现了这个城市的某种秘密——和自己一样,没有多少历史的包袱?

我自然更关心眼下的福州。深圳是块准资本主义试验地,今天的深圳人似乎已不仅仅将眼睛盯在中产阶级小富即安上。他们或许更早就开始营造自己的带有现代性格的都市文化,所有的眼神里都可能读出一节“外面世界”的色彩来。甚至,他们都未必看得上北京,对皇城根上的文化和历史,只作为一道风景欣赏罢了。人们领悟了特区自由港的内在魔力,努力让自己相伴共舞,旋转出一个崭新的有挑战的天地来。当年朱清时教授与他创立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或许就是一次突围历史教育的尝试。尽管这种移植欧美模式、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壮举未必顺畅,而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此起彼伏。

对“中产阶级”有众多的说法,但它应该尽快成为这个社会或城市最受议论的目标之一。它也应该不同于传统“小康”的、更趋近于物质改善的概念。“小康”可以针对相对贫困的乡村,而将它植入城市之中,显然有种简单地物化整体社会的感觉。小康,或许也无关一种教养,一种接受过洗礼的对温良恭俭让的忠诚。起码,我个人无法对此有更自信的内涵延伸。而活泼生动的“中产阶级”,至少已在众多城市觉悟者的观念中形成了令人亲近的文化张力。如果人们又愿意坐下来,静静地倾听,那么,它一定是一支时而高山流水、时而激荡人心的优美人生社会的交响曲。

鉴于此,我相信福州这个中等的沿海城市,离中产阶级的到来似乎也并不会太遥远。她本身就有历史遗留下的那点殖民地的文化痕迹。加之远久的郑和七下西洋的滚滚世面、船政学堂一干人马的西学东渐、民国乘势起舞的鸳鸯蝴蝶,都无疑给这个千年城市刻录了难以抹去的追逐时髦与享受生活的基因。某种如同箭在弦上的美好冲动,也不可能一直蛰伏在世俗生存的压抑之下,哪一天,就爆发着跃上台面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并且,难道他们会不能理解,与自己的自由本性最为契合的,将是一步之遥的公民性格?

图:福州船政学堂,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那些具有中等收入水准的人们,虽然明白物质是必要的准备,但同时在精神气质上也开始储备了。我所接触的福州朋友中,有不少人已有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嗜好。他们爱上维也纳的古典音乐,喜欢上用精美的艺术品点缀居室;他们收藏有价值的古董字画,以茶道甚至文学艺术来交往有品味的人群;他们还爱去国外旅行顺便锻炼,以此告别死气沉沉的业余人生。并且,福州男人对女人的绅士般呵护,女士对先生们的大方体贴,已替代了传统中的牢骚、猜忌与怼骂。即便离婚率升高,也没打破这种被开放孵化出来的现代生活态度。

总而言之,一个现代、发达城市的重要标志,是看其是否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真实的中坚。他们是社会强劲的润滑剂、防护层、保健品,也是一道令人不易寂寞的、流动不断的生存风景。而这个阶层的产生,却毫无疑问需要大量物质基础的支持,特别是有赖于城市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各类企业主、企业家群体的健康成长。他们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以及有序的经济与有效的法治伴随着行进。否则,我们依然还会遇上曾出现过的那种股灾,一夜之间,让千万刚迈向中产边缘的脆弱的有产者——瞬间蒸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系列编辑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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